本書為王明荪教授主編的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第二六編第九冊。 隋唐時代的朝集使，是在秦漢上計的脈絡下發展而來。上計制度起初帶有「述職」的意味，地方將諸項統計資料上報官方，接受考核，官方藉此檢驗官員一年來的工作表現。隋文帝結束魏晉以來中國分裂的局面，建立一統政權，並且改革上計，創建了朝集制度。朝集使由地方長官充使入京，展現中央對於地方的直接支配。上計吏的工作也一分為二，戶籍與計帳由計帳使在年初攜帶入京，朝集使帶著考課與其他資料於年底入京，參加元會。唐代朝集使攜帶的簿冊，有考課、刑獄、捉錢品子名、官畜私馬與官船帳，以及僧尼身死還俗帳等，當中牽涉到官僚考績、司法運行、財政收入、運輸體系和特殊身份者優待事項。朝集使提供的信息，在有形簿冊之外，他對地方風俗的瞭解、對國家政策的看法，亦為朝廷採用。 唐代元會雖已不具更新君臣關係的功能，但在參與者的位次上，京官、朝集...(展开全部)

本書為王明荪教授主編的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第二六編第九冊。 隋唐時代的朝集使，是在秦漢上計的脈絡下發展而來。上計制度起初帶有「述職」的意味，地方將諸項統計資料上報官方，接受考核，官方藉此檢驗官員一年來的工作表現。隋文帝結束魏晉以來中國分裂的局面，建立一統政權，並且改革上計，創建了朝集制度。朝集使由地方長官充使入京，展現中央對於地方的直接支配。上計吏的工作也一分為二，戶籍與計帳由計帳使在年初攜帶入京，朝集使帶著考課與其他資料於年底入京，參加元會。唐代朝集使攜帶的簿冊，有考課、刑獄、捉錢品子名、官畜私馬與官船帳，以及僧尼身死還俗帳等，當中牽涉到官僚考績、司法運行、財政收入、運輸體系和特殊身份者優待事項。朝集使提供的信息，在有形簿冊之外，他對地方風俗的瞭解、對國家政策的看法，亦為朝廷採用。 唐代元會雖已不具更新君臣關係的功能，但在參與者的位次上，京官、朝集...(展开全部)

宾礼所体现的“中国世界秩序”大都只限于礼仪场合，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总是有对偶关系。唐廷并不以任何特定的抽象道德理念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。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，实用功利主义为里，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。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，以渐进、实用的方式改变、调整其对外政策，使唐王朝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，处理与邻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。因此，本书不以相对固化的“册封体制论”观察古代亚洲这个多元世界，而是从“多节点（多元）”的视角出发，充分注意中、小国家之间以及与大国的互动；把它们之间时而相互依赖，时而相互排斥的动态关系视为一张开放、多元、形态不断演变的“国际网络”，以期从“多元开放网络”的理论视角，对古代亚洲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更为妥当的解释，进而重新认识唐代宾礼。 本书由六章组成，分别是宾礼的政治基础及其“去政治化”嬗变、宾礼的主要环节、唐廷外...(展开全部)

宾礼所体现的“中国世界秩序”大都只限于礼仪场合，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总是有对偶关系。唐廷并不以任何特定的抽象道德理念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。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，实用功利主义为里，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。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，以渐进、实用的方式改变、调整其对外政策，使唐王朝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，处理与邻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。因此，本书不以相对固化的“册封体制论”观察古代亚洲这个多元世界，而是从“多节点（多元）”的视角出发，充分注意中、小国家之间以及与大国的互动；把它们之间时而相互依赖，时而相互排斥的动态关系视为一张开放、多元、形态不断演变的“国际网络”，以期从“多元开放网络”的理论视角，对古代亚洲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更为妥当的解释，进而重新认识唐代宾礼。 本书由六章组成，分别是宾礼的政治基础及其“去政治化”嬗变、宾礼的主要环节、唐廷外...(展开全部)

本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2014年9月18至19日舉辦「2014年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會中發表論文彙集的成果。共收錄主題演講一篇，專題論文十三篇。所收各篇專論都是經過審查並修改後的精心之作。本次會議的主題為「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」，主要探討在近代以前，交通往來、信息傳遞不便的時代，亞洲海域間的國家、地區如何利用各種媒介管道，吸收外來信息，而這些信息又如何轉化為新知，或成為認識他者的知識來源。

本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2014年9月18至19日舉辦「2014年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會中發表論文彙集的成果。共收錄主題演講一篇，專題論文十三篇。所收各篇專論都是經過審查並修改後的精心之作。本次會議的主題為「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」，主要探討在近代以前，交通往來、信息傳遞不便的時代，亞洲海域間的國家、地區如何利用各種媒介管道，吸收外來信息，而這些信息又如何轉化為新知，或成為認識他者的知識來源。

赫胥黎在《美丽新世界》中描述的那个国家是不需要有国民教育的，因为那里的国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培育好了。那些是一种基因教育。美国作家Lois Lowry的《记忆传授人》描绘了另一种离线更多国民教育，每一个儿童自出生的那一天开始，每个家庭都是按国家计划的模式组成的。于是 ，每个人都在适合他的位置上成为安分守己的国民。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，教育是人类 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，《诗》曰：饮之食之，教之诲之。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，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、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。 现代的国民教育，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，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加智慧，更有自我治理能力。然而，当它是专制通知的臣民教育时，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、顺从。我们关注关注国民教育，期待第一种，警惕第二种。

這是一本帶領臺灣各世代讀者重返二二八事件歷史起點之書。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，是臺灣歷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官民衝突事件。在戒嚴期間，這道歷史傷口成為不可碰觸的禁忌，相關研究直到解嚴後的一九九○年代，才開始蓬勃發展，至今已累積出相當豐碩的成果。但作者陳翠蓮認為，關於二二八的研究「迄今為止仍然停留於整理受害記憶」，然而，「面對歷史，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，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？如何受害？當時所處內外在條件？面對危機時，社會群體的反應與處置為何失敗？」因此，她力圖跳脫將二二八事件個案化的研究框架，把視角拉高，以俯瞰的姿態，重新檢視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時空背景。

「邊境社會」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。 歷史上的中國政治，建立了一套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，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，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。 「華夏中心」形塑「典範歷史」的框架，相對於「中心」而存在的「邊境」， 被政治制度、官僚體系、特定的文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架構，塑造成一個在地理、政治、權力與文化層面的邊陲地位。 連瑞枝在《邊疆與帝國之間：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》一書中，以中國西南之白人治理階層以及周邊鄰近人群為研究對象：識文與信仰佛教的白人精英階層曾維持六百年的佛教王權，在明朝統治下，成為帝國治理西南的重要中介者，他們在推動西南人群社會與歷史的形塑過程中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。書中沿著二個軸線，一是地方社會，一是帝國制度，討論不同人群如何在帝國身分制度下選擇成為僧人、士人與土官，並在土官與流官二元政治架構中，後續產生人群結群與社會聯盟對象...(展开全部)

「邊境社會」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。 歷史上的中國政治，建立了一套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，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，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。 「華夏中心」形塑「典範歷史」的框架，相對於「中心」而存在的「邊境」， 被政治制度、官僚體系、特定的文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架構，塑造成一個在地理、政治、權力與文化層面的邊陲地位。 連瑞枝在《邊疆與帝國之間：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》一書中，以中國西南之白人治理階層以及周邊鄰近人群為研究對象：識文與信仰佛教的白人精英階層曾維持六百年的佛教王權，在明朝統治下，成為帝國治理西南的重要中介者，他們在推動西南人群社會與歷史的形塑過程中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。書中沿著二個軸線，一是地方社會，一是帝國制度，討論不同人群如何在帝國身分制度下選擇成為僧人、士人與土官，並在土官與流官二元政治架構中，後續產生人群結群與社會聯盟對象...(展开全部)